七秩母校拾零
我属于1974届高中毕业生，然而，我的整个高中阶段却是由两段所组成：垦南农中半年（1972第一学期）、四安中学两年（具体包括1973第一学期、1973第二学期和1974第一学期）。1972年初春，我之所以未能与所在生产队的其他同学结伴踏进有着一对石狮蹲守的四安中学大门，是因为非常时期那非同寻常的录取标准把我打入了另册，不得不从石南公社越过四安公社，辗转去往十八里外的垦南第一农中当了半年寄居于茅草农舍的“住校生”。走在陈家酒店西边的南北路上，隔着一条并不太宽的小河，我只能心怀艳羡地遥望着四安中学礼堂的洁白后墙，它比一般的青砖小瓦校舍略高，与它紧紧相邻的则是不带尖角的那堵难得一见的圆形山墙——直至我正式转学进入四安中学之后才晓得那里是一间充当图书室的阁楼。这些就是我在成为四安中学一员之前的粗略印象，但我见识四安中学大操场的时间却早了好多年，因为1966年破旧立新如火如荼之时，我跟表姐和堂姐闻风而动，各拎一只淘箩赶奔那片残留着焚烧阴阳先生“道袍”、“法衣”等行头后的堆堆余灰，余灰装入淘箩，淘箩拎到“文革河”边往水中一冲洗，我们就如愿以偿地收获了颗颗玲珑剔透的人造珍珠……
1972年秋天，我在石港区辅导组严汉如先生的热心帮助之下，从垦南农中来到四安中学，插班在了高一（2）班，班主任是教政治的王友德老师。新来乍到的我对王兴润老师所专授的英语科目既感陌生，又感新鲜，第一堂课下来，王老师让人通知我去一趟。我忐忑不安地来到他的办公室，他对我说：“你是新来的同学吧？这学期教材订数不多。这是最后一本，你就拿去用吧。”我从王老师手里接过第二册《英语》书和两本三线练习簿。给钱，他没要。不久，我又在他的协助下，从一位退了学的同学手中搞到了第一册课本。王老师常常牺牲休息时间为我补习英语，每当本人在学习上有了一点进步，他就热情地给我鼓劲。到期中考试时，我的英语得了99分，在同年级学生中名列榜首。班主任王友德老师知道后立刻在全班加以表扬，并且号召大家“发扬王雪飞为革命学外语的拼搏精神”。其实，那时学的英语不过是肤浅皮毛而已。但这次牛刀初试，顿使本人的学习劲头倍增。不久，就在指派学生担任“课代表”这种做法应运而生或是恢复推行之时，我就被王兴润老师任命为所在班级的外语课代表了。
平心而论，我们似乎要比上届的学长学姐和下届的学弟学妹幸运，因为我们从春季班改为秋季班而使学制延长了难得的半年时光。另一方面，由于揭批突出“空头政治”的极左思潮，加之“苏州经验”的影响和带动，学校及时用上《物理》和《化学》课本来替代了肤浅的《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而且在一刀切的“开门办学”全面推行之前及时完成了为期两年半的高中就学阶段。此外，原有的优秀学生评比标准也从“五好”改为“三好”（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了。顺便一提，不甘落后的我也曾有幸忝列“三好生”的名单之中。说到“苏州经验”和“开门办学”，我就不由自主地回想起1973年发生在母校的一段惊心动魄的往事。所谓“苏州经验”，指的是教育部为了恢复中小学教育质量而号召贯彻苏州市在重视学生全面发展的前提下狠抓教学质量的经验。一时间，四安中学上上下下有过一阵批判“读书无用论”和理直气壮抓智育的浓厚氛围——其中一个鲜明现象就是，任课老师在一丝不苟批改学生作业的同时还配备了一本不可或缺的记分册。
但是，好景不长，忽然有一天，校园贴出一张刺眼的大字报，题目就叫《可怕的记分册》，始作佣者乃是一个担任团干部的红卫兵领袖。于是，一石击起千层浪，两排教室的墙上相继出现好多批判和揭发某些老师的大字报。负责化学课的王振国老师不甘落后，也闻风而动，贴出一张大字报，它的标题让我记忆犹新：《智育第一可以休矣！》。当然，四安中学的那段插曲并非孤立现象，当时外地就曾出现某个女生在外语考卷上写下“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懂ABC，照样干革命！”。后来，她因老师严厉批评而投水自尽，这个轰动事件一时间让四安中学悄悄转了风向，我先前被班主任王友德老师夸奖为学习标兵时的得意感受也随之成了难以言表的隐忧。但我在语文写作和课堂发言方面的不俗表现还是有幸得到班主任的认可，因此，我在后来的批林批孔运动时期就多次被选派到上文所说的“大礼堂”代表班级发言，而且还被挑选加入了全校黑板报和广播台的编辑小组。顺便一提，南通县人民广播站还播出了我撰写的稿件《学习鲁迅精神，批判孔孟之道》，电波传来之时，我还曾暗自为自己所属的石南公社感到有所不平，原来当时的组稿人是四安公社革委会的徐姓辅导员，加之本人还是四安中学的学生，所以就算在四安公社的投稿统计名单里面了。
刚才说到比上下两届同学幸运，现在回想，我依然认定此言不虚。纵观四安中学从开始的初中教学到文革后期开设的高中课程，我们七四届学生真可谓是逆境中的幸运儿。别的不谈，就说咱们所接触的高中主课教员吧，王友德老师讲起哲学和思想政治课来有板有眼，条分缕析；徐欣木老师讲起古文来铿锵有力，声情并茂；顾海清老师讲起《红楼梦》的“护官符”来生动有趣，引人入胜——他还曾应邀为石港全区青年教员培训班授过课；王兴润老师领读外语课文时发音纯正，解说认真；王振国老师讲授化学时极其负责，板书快捷；俞有遂老师不仅在课堂讲授物理，还曾把我们召集到大礼堂演示并讲解无线电装置和第一、二、三宇宙速度……可以这么说，那段时期的四安中学人文荟萃，来自全国各地的才俊在此聚焦，兵强马壮，各展风华。铭记在我脑海里生动事例还真不少，无奈一支秃笔，此处只好挂一漏万。总而言之，“县里有名，州里有榜”的名师在当年四安中学还真不在少数啊。
先来说说三位王老师下课之前看手表的动作，当时我是在羌建同学的提醒之下注意到的：下课之前的某个时刻，王友德老师右手并不放下课本，而是将左手腕靠在髋部悄悄挪移着衣袖管，在学生不经意之间朝微露的手表瞄上一眼，动作极其娴熟雅致；王兴润老师则放下课本，用右手的小拇指轻轻勾起左腕上的袖管，从而看清手表的指针位置；王振国老师大概由于眼睛近视的缘故，因而将左手甩个大大的圆弧，让手表凑近眼前，然后宣布：“下课！”
再来聊聊徐欣木老师，徐老师虽然只给我们教了一个学期语文课，但他留在我脑际的印象却是难忘的，他不止一次地提倡读书学习要力求“四度五心”（“深度、广度、精度、速度”和“细心、静心、耐心、恒心、虚心”）。这个满头白发、不修边幅的老先生一走上讲台就象换了一个人，他讲课从来都是声音洪亮、精力充沛的。别说教室后排学生，就是围墙外上体育课的同学也能听见他的讲话。然而他听觉和视觉都不太好，所以我们这些不遵守课堂纪律的同学往往不自觉地开开小差，徐老师也不会发现，他只管自己在那儿津津有味地讲着，很少把学生叫起来回答问题。不过，老先生的语文课实在讲得生动，很有吸引力，有时连最调皮的学生也因之收回了暂时分散的注意力，静下心来听讲。他讲起《陈涉起义》和《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时，虽然一口四安腔的南通话，但是他模仿起书中的对话来绘声绘色，惟妙惟肖，扣人心弦。年过花甲的他眼神也不太好，自己看书往往凑得很近。学生在下面玩闹，他从不呵斥，有时还问：“你们说什么啊？嗯……”我在冬天做过一阵的寄宿生，晚自习常会约上几个同学蹑手蹑脚来到教员寝室的后窗偷看徐老洗脚，因为他爱在泡脚之时打瞌睡，脑袋不由自主地东倒西歪，颤颤巍巍。我们看了忍俊不禁，甚至咯咯笑出声来，他被惊醒后，往往会发出“嗯？”或者“啊！”这时，我们早就落荒而逃……一次，在讲授陆游的七律《书愤》的第二天，他兴奋异常地来到班上，对着学生说：“我昨天夜里困不着，也写了一首《书愤》。”说着，就大声念了一遍。下课以后，那个以“反潮流”为己任的学生干部赶忙将徐老先生拉到一旁说：“这首诗再也别念了，格调不健康啊……”这话可把老先生吓得不轻，几乎是噤若寒蝉！
到1974年高中毕业时，我虽然荣获“三好生”的奖状，但接下去还是走上了一条回乡修地球的“必由之路”。其中甘苦，说来话长。1978年国庆节后，南京大学认可了我的高考成绩，寄来了梦寐以求的录取通知，光临“谢师宴”的母校老师有王友德先生、王振国先生和顾海清先生，可惜当时没能联系到更多的恩师。譬如，徐欣木老先生就处于“失联”状态。大学毕业后的1995年，我写了一篇《趣忆欣木老人》，发表在了《南通教育报》上。徐欣木老师读到之后，搭乘朋友的脚踏车来到我的工作单位南通市外事办公室找我，还把他的一首答谢诗作递到我的手上：
年深月久早离开，影象模糊岂应该。
讵料雪飞趣忆我，竟探其笔赞不才。
既感光荣又惭愧，难描形象与谐诙。
如此盛情何等厚，使余今后难忘哉。
第二天，我就步其原韵一首回复徐欣木老先生：
当年茅塞豁然开，感念师尊理应该。
四度兼攻鞭幼犊，五心并用造良材。
江郎学浅我言愧，庾老功深君露诙。
铜臭书香泾渭辨，春风桃李自悠哉。
我另外一位恩师王兴润先生在我高中毕业不久就被借调到南京栖霞山化肥厂担任工程翻译。工作之暇，他多次写信为我解答英语难题，而且一再勉励我学好英语。但是，我1978年10月赴宁入学前夕在石南老家举办谢师宴之时，他仍未返回南通。而当我几天之后赶到南京栖霞山化肥厂并且出现在王老师面前时，他是异常惊喜，在向我道贺之余，还留我在厂内住了一宿。我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工作，有一次还把回忆王兴润老师的文章投往《江海晚报》和《南通教育报》，他当时所供职的南通中学师生读到后反响热烈，赞誉多多。
光阴荏苒，岁月不再。在母校四安中学七十大庆来临之时，我多么希望徐欣木老先生能和其他各位老师一样健在并且分享我这个学生在文字和口语翻译工作中所取得的点滴成绩呀！我这里只想向敬爱的母校和敬爱的师长汇报一下：人民教育出版社在我的译文中选取一个片段做了第八册语文的教材，课文标题是《列夫•托尔斯泰》。
友人将我戏称“两栖译匠”兼“自由稿人”，因为我时常为企事业单位提供口笔译服务，涉历过机电化工医药建筑能源纺织船舶等领域，而且还利用业余时间翻译出版了茨威格的《三作家》（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古伯察的《中华帝国纪行》（与人合译，南京出版社出版）、莱辛的《壅域之中》（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兰塞姆的《向北极进发》和《鸽子邮差》（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中英对照《南通旅游便览》（香港佳宾出版社出版）和《南通桥上看风景》（五洲传媒出版社出版）等。《雨花》、《青春》、《散文》、《萌芽》、《三角洲》等报刊发表诗歌散文（创作）200多篇，另有诗词作品散见于《当代江苏千家诗》（天津古籍出版社）、《今人咏南通》（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和《胜迹吟》（西安地图出版社）等书刊之中。由于篇幅有限，别的我就不多加赘述了。让我把在回忆王兴润老师时所写的两首小诗引用过来做个结尾：
好雨当春润物，芬芳桃李无数。
蜡炬正高悬，望不断天涯路。
飞渡，飞渡，艄公厚望莫负！
登临送目时候，意气风华依旧。
把酒问青天，明月几时再有？
昂首，昂首，今夜星辰如昼！
作者：王雪飞 （翻译家、作家，毕业于南京大学外国文学系）
